语言的压迫与剥夺
许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种无法表达的情况，并且我们自身深知道在语言描述的背后有一种无法理清的存在，甚至可以说这种无法表达的思考其实才是自身内在真正的意识，而自身所有的表达也都往往只因为这种内在才出现。在这个表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将自身的意识转换成他人能接受的一种方式，意味着需要把自身的思考约束在一种相对统一的范围之中，这时候的语言本质上是对意识的修正和约束。
为了消除这种语言统一性中的错误，我们常常分析人的认知和语言的逻辑关系，目的是为了使得这种方式更加准确，但是我们却恰恰忽视了人自身的感知力问题，换而言之，我们一直反复打磨我们手中的工具，却忽视了使用工具的主人。在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之下，语言的程式化只会使得语言成为了一种社会区分手段，而不是个体的社会性融合手段。这也就是说，当过分强化了工具，那么我们就将人主体性臣服于工具之下，人也就被工具化，从而导致了人根据工具的使用而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举个例子，教育本质上让大众获得知识理解，使其匹配社会的发展需求，但是当这种学习成为一种区分手段时，人就因此而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学习好的似乎因为掌握优秀的工具而高人一等，学习不好的因为对知识工具掌握不好就低人一等，学习实用性更强的理科会比起学习更书面的文科更优秀。实质上，对知识的运用理解只是人的意识方式之一，将单一的意识工具实现对人的意识能力区分，本质上就是对人意识的限制。
当语言的约束性过强成为了一种强制性压迫，甚至对个体意识的剥夺时，那么语言作为社会融合的工具就成了主体意识发展的威胁，就像我说的话你要照着做，那些不符合这个社会的一些表达不应该使用。这种压迫性的强化使得主体的思考被弱化，个体的思考意识也就被剥夺。
主体性本身与其表达中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次的观看和思考其实都有不断地新的意识。在看照片的时候，我们仅仅有些感受，如果你今天疲惫了那么可能觉得惬意，但如果你今天其实很开心，那你也许觉得无趣，所以个人最初对事物的认识仅仅是对于场景的直观和自身情感的直接感知。后来你看到了这幅照片的解释，你开始去反思这些照片的符号表达，你开始理性地运用各种科学知识，这时候你就把照片作为了你思考的表达而不是一种直观的感受。在最后，你开始创作，你模糊了现实世界，把思考变成了一种无序的现象，换而言之，你把直观和思考都混杂在一起了。
因此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和作品，本质上都只是我们作为主体自身的一种意识表达方式，它们都是主体性的中介而不是主体性本身，所以无论照片、文字和作品都无法完整地表达自身整体的意识，甚至可以说作为自我完整的意识其实是一种不可见的状态，我们呈现出来也仅仅是工具能够表达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呈现，但工具并不是我们意识本身。
语言下的主体自反性
社会能够被形成的关键在于语言的出现，因为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个体意识能够通过语言实现统一，才有可能构成意识集体，这种语言的社会黏合作用注定主体在通过语言进行社会交往中存在自反性，这也就意味着个体通过某种事物对外界实施作用，而自身又成为这种被作用的一员，因此我们通过语言获得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自身也承担着这种关系约束。我们作为施力者，同时也是受力者。
在社会性自我的不可避免时，那么我们就需要认识到作为施力者和受力者同一的自我，我们不仅仅需要承担在语言表达时其所起到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认识清楚这种语言对于意识表达的限制，所以在社会关系不仅要避免语言成为自身意识的唯一的识别方式，同时也要通过更多方式去体现自身意识的完整性，以此互补语言的意识表达缺陷。
语言中介下的主体超越性
从自反性的角度来看，恰恰语言的限制才使得主体的意识能够重新被自身把握，并使得主体获得超越性的可能。因为个体通过语言向集体意识的融入，使得个体能够从社会关系中捕获自身，并将其作为一种客体对象，而在自身使用相应的语言与社会环境融合时，本质上就是将自身的主体性交出，将所表达出的意识凝固在某一时空之中。所以主体自身构建起社会关系，同时也被社会关系所凝聚。当主体自身重新回看时，那一时空下的主体意识已经成为当下主体意识的客体对象，而在主体超越社会关系后返回的自我意识时，主体就会对自身的意识感受到一种自我超越性。
因此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能够融合社会中的每一主体，但同时其也作为主体超越性的中介使得社会集体意识获得生命力。在现今社会中，我们强调语言作为中介的融合性能够使得整个社会每一个主体能够获得有效的协同性，但是如果没法同时认识到语言作为主体超越性的中介，那么主体本身的生命力将不断地被压制，而这将导致了社会进一步的阶级化，削弱了社会应对集体风险的能力。
主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动力，不仅构成了社会集体意识，同时也是使得社会集体意识发展的唯一可能。语言等表达中介与其说是主体意识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主体发展所需要战胜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意味着语言等表达中介不是我们所需要强化的部份，而是需要跨越的部份，换而言之，只有在主体将自身的主体性交付后再通过超越重新获得，主体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在这种背景下的社会集体意识也才有可能获得可持续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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